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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邓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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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方向盘》评论  

2007-10-09 22:09:49|  分类: 邓凯制片的《方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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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在新世纪实施的伟大战略决策。面对这样的变革,作家如何踩准时代前进的鼓点,敏锐发现社会变革的风气,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是检验作家良知的试金石。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把自己的写作理想融入时代的大潮,为生活的精彩而讴歌,为社会的病态而忧愤。只有把自己的创作和社会的期望、人民的利益、人类文明的进步结合起来,才可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向盘》是有一定社会认识价值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本来就人才匮乏的农村在新的建设过程中怎样留住人才?一方面是没有人才、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这就是当前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现实。

 读《方向盘》,如同古人所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喜者是看到了新农村建设恰似一股和谐春风,给贫困的山区带来希望,广大农民有了盼头,生活开始有了转机。所忧者是满目疮痍的农业社会要实现新的变化,哪怕是前进一步都相当艰难,以至于要付出血的代价。作品写了大学生尉涪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老家当了三年的无业游民,正准备到外地打工时,中央新农村建设的有关精神传达到每家每户,尉涪受其鼓舞,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想法,选择学开汽车,以便为家乡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尉涪的祖父是赶马的,父亲是开拖拉机的,而他自己则准备以开汽车为职业。这三代农民对人生的相似性选择,代表了中国农村不同时代的社会内涵,虽然有一点宿命论的色彩,却又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符号象征。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对象,《方向盘》坚持人物塑造的现实主义原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出发,遵循生活的内在逻辑,按照人物的本体性格来复制其人物本来的形象。祖父、父亲、尉涪都是活生生的农民代表,他们有着广大农民的共性,同时又具有独立的个性。个性化是现实主义小说刻画人物的最基本原则,《方向盘》很好地把握现实生活的特点,创造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三代农民形象。就所从事的职业性质而言,父亲是对祖父的继承,尉涪又是对父亲的继承,但是这种继承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变化,更是劳动观念和思想的更新。这三个形象作为不同时代的农民代表,都对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年代进了历史和现实的诠释,爷爷的形象是悲壮的,但作为时代的见证,为了解决贫困山区的交通运输,他赶了一辈子的马,也贫穷了一辈子。这位朴实无华的老农民,在年老体弱的晚年,不无睿智地对孙子说:“以前我赶马,现在我不行了,用马来搞运输这种行当也不行了。你爹比我好一点,赶过马车,后来开的是手扶拖拉机……这回呀,你要比我们进一步。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坐上你开的汽车,到处走走,我就心满意足了,死了也值了。”这就是穷人的理想,但也是智者的谶言。当孙子快要学完驾驶技术,还没有来得及驾驶汽车回到山村,八十多岁的爷爷却在修公路的新农村建设热潮中同大青马一起跌下了悬崖。爷爷的壮烈牺牲,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过去的时代,不管是赶马的爷爷,还是开手扶拖拉机的父亲,他们都没有走出贫穷的困境,依然固守着闭塞而穷困的白杨树村。故事细致地表达了生存境遇中山区农民特殊的心态,他们悲观但不绝望,他们贫寒却又倔强地守护这块生长他们的土地。尉涪是新一代的知识农民,他血管流着父亲的质朴因子和爷爷的坚韧基因,面对贫苦的故土,他虽然没有“以乡村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感时忧国忧民”的悲愤情结,如果没有恋人许玫的情爱纠缠,他甚至要逃离令他心痛的白杨树村。尉涪在精神上虽然遗传了父辈们的气质,但他毕竟是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大学生,城市的现代生活观念在他的灵魂深处刻下了烙印。所以不管是最初的逃避还是最后的留守,都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人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元素,只有处理好人物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故事中人物形象的意义才可能抵达作品所要表达的主旨意蕴,人的生存实践才会产生客观的审美效果。《方向盘》在描写三个主要农民形象时,没有对人物作简单化处理,尤其是牵动整个情节发展的主要人物尉涪,不仅恰当地处理好他所具备的角色功能,而且写出了他性格的多面性和反复性。尉涪的角色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的镜子,他的价值观、他的行为方式都和当下的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性格的遗传基因是农民式的,他的行动准则却具有城市知识青年的思维理念,他的人生命运是知识与愚昧、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折射。如此故事才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其他人物形象是以碎片方式存在于故事中,如许玫、许玫的父亲村主任许振山、秦副乡长、冯五爷、独眼赵四、王矮三、姜寡妇、罗二嫂、冯根等人,他们虽然着墨不多,仍然以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表达了不同的审美意识。许玫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她是乡村文明理想的实践者,尽管能力有限,但总是把自己的根扎在贫穷的土壤。故事中人物的存在肯定会指向一定的价值目的,许玫作为白杨树村土生土长的小学教师,她努力达到的目标就是让孩子们以读书的方式走出封闭落后的山村。但是,由于贫穷的缘故,“读书人太少,读出书来的人更少”。新农村建设给许玫带来了契机,增强了她的责任感,激发了她的热情,“她白天给孩子们上课,课余给村里写标语,办墙报,给许主任读文件,甚至配合乡上和村里,到一家一户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晚上还要办扫盲班,教大家识文断字”。许玫让读者看到了乡村文明的希望,尽管这种希望似乎还有点渺茫。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应该有高于生活的要求,人物与生活人物的不同就是故事人物是审美的,是有所指意义的,作家要给笔下的人物一个存在的理由,而不能把人物当作玩偶,创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就是让他或她成为作者审美意图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作品中的冯五爷、独眼赵四、姜寡妇、王矮三、罗二嫂等人,他们是白杨树村的芸芸众生,作者没有把他们作典型化处理,而是让他们从生活中走出来,用平民化的语调完成人物的塑造,不但可感可视、生活味足,而且真实性更强。让他们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参与新农村建设,透视了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映照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是非常理智的选择。

 每一个作家创造人物都有自己独特审美理念,这种理念是不能共享的,只有这样,作家笔下的人物才会具有个性。毫无疑问,《方向盘》的人物塑造,其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现实人生,但又不是对生活中人物简单的模拟和复制,而是对生活中的原始材料和现实人生进行了艺术处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我认为,《方向盘》基本实现了高于生活的审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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